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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谢晋先生“神聊”

日期:2019-04-13 来源: 评论:

[摘要]2002年10月,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赴广西视察调研,我和邹月兰同志有幸担任了谢晋先生所在组的小组秘书。由于视察点之间的距离较远,每天都要坐很长时间的汽车,于是我就经常有机会与谢老天南海北地聊天,聊聊家常里短,谈谈工作生活。短短几天与他相处的...……

2002年10月,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赴广西视察调研,我和邹月兰同志有幸担任了谢晋先生所在组的小组秘书。由于视察点之间的距离较远,每天都要坐很长时间的汽车,于是我就经常有机会与谢老天南海北地聊天,聊聊家常里短,谈谈工作生活。短短几天与他相处的时光,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给孩子们留下的(聪明才智)太少了”

谢老当时已是近80岁的老人,但是身体非常健康,腰杆很直,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思维敏捷,性格豪爽开朗,很爱说话。一次,他开玩笑说:“你们的衣服再好看也不如我,我浑身上下穿的都是名牌,鞋是美国货!”说着抬起脚来示意,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打趣说:“你崇洋媚外!看你的帽子已经褪色了,不如中国货。”他只是狡黠地一笑。

谢晋(右)与本文作者合影

我又说:“你的身体真好,我们比不过你。”他则直率地说:“你看我的身体这么好,可我有两个儿子智力有缺陷。”对于这类事情我根本不敢提起,可他先开口了:“我的老三已经过世了。他病危时,我正在外地拍电影,赶回上海时他已经住进医院,快不行了。我握住儿子的手问他想说点什么,儿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说生活得很好。我的儿子就这样含笑走了。”这时我看见一丝凄凉从他的脸上掠过。我不敢接话茬,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半晌,他才缓过气来,用手抹抹脸。“不过有一次我的儿子还是能把一件事情说清楚。”他停顿了一下说:“一次一位朋友敲我家的门,问我在家吗,你们猜他怎么说?”谢老停顿了一下,似乎找到了做父亲的感觉,他瓮声瓮气地装作儿子的口气说:“你问我爸吗?他上北京开会去了。”说完自己大笑起来:“你看他还是能把这件事情表达清楚。我家的阿四(谢晋的第四个孩子)还能帮我做很多事,给我整理桌子、沏茶,我回家后把拖鞋给我摆好,我买东西他帮我提。”说到这里,我觉得他仿佛很得意。

我暗暗佩服地想,不要说有两个孩子智力有缺陷,有一个就够人难过一辈子了,他还真高兴得起来。我又不解地问:“这是不是家族遗传的?”“没有啊!”谢老一本正经地回答:“刘禹锡诗中写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那个‘谢’就是我祖上;我爱人也很健康,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看到他真心实意地思考我提出的问题,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他睁大了眼睛说:“你说为什么?”“因为你太聪明了。有句古话说得好:‘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你把聪明都占了,不给儿子留一点,你说对吗?”因为太熟悉了,也了解谢老的性格,我才敢大胆说这样的话。他听完后陷入沉思,半天没有说话。下了汽车,他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可能有些道理。我是太注重事业了,可以说把聪明才智都投入到事业之中了,给孩子们留下的太少了。”

他停顿一下又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孩子们受尽了苦,特别是那两个孩子。那时我被隔离审查,住牛棚。一次回家看见他们破衣烂衫,瘦得很,正在捡垃圾。我这个人从不爱掉眼泪,这时我流泪了。以后我一有时间就给儿子做饭、洗衣服、理发,伺候他们,我要好好照顾他们。”

家中的不幸,谢老从不避讳,而是勇敢地面对。孩子们哪怕是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他都感到欣慰;哪怕生活给他带来多少麻烦,他都不会动摇。这就是一代大师的宽大胸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拍电影是他的命

“酒仙”是大家对谢老的爱称或者叫尊称,确实名副其实。他每天至少两顿白酒,三顿都有就更好了。他喝酒绝不用小酒杯,而用喝啤酒的大玻璃杯,一次半杯或多半杯。为了他的健康,我曾劝阻过他:“喝得太多了会头晕的,少喝一点好吗?”他看到桌子上的酒,早已兴奋起来:“不行,酒是好东西,我的灵感全在酒里。没有酒,我的灵感就没有了,你们没有这个福分。再说‘酒仙’怎么能不喝酒呢?”说罢,端起酒杯美滋滋地品尝起来。确实,酒后他话多,但思路并不乱,一路侃侃而谈,精力十分充沛。

谢晋(左)与儿子谢衍合作拍摄故事片《熊猫吉米》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挑选熊猫演员(1992年3月5日摄)

谢老聊天三句不离本行,不管兜多大的圈子最后都会落回到电影上。提到那些老演员,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舞台姐妹》女主角的扮演者谢芳,《李双双》女主角的扮演者张瑞芳……谢老显得特别兴奋,称赞她们的演技好,感情特别投入。提到演过《小花》《甜蜜的事业》《芙蓉镇》的刘晓庆,他感到有点惋惜,又恨铁不成钢地说:“刘晓庆这个人心直口快,人很好,演技也很好。可她去经商又请了她的妹夫当公司会计,她妹夫在小地方经营过小摊,怎么能干得了公司会计。刘晓庆只拍电影就好了,尽瞎折腾。”话题一转,谢老接着说:“拍电影特别辛苦,特别累,吃睡都不规律。我就养成很晚睡觉的习惯,这是职业病,有什么办法呢?”

累归累,不规律归不规律,但拍电影是他的命,能拍到一个令他满意的镜头,就能使他高兴半天。有一次他说:“在《啊!摇篮》这部片子里,需要一个小孩大哭的镜头,拍了几次均不满意。偶然一次把小孩放进毛驴驮的小筐里,小孩不干,拳打脚踢大哭起来。这个镜头太真实了,赶忙拍下来,终于满意了。”他说的时候手舞足蹈,兴奋得很。我当时觉得,这有什么呀,值得这么兴奋。看来,隔行如隔山,他的快乐我是体会不到的,这大概是我的艺术细胞太少的缘故吧!

但是,这种兴奋也会感染我,我便问他:“以后还打算拍电影吗?”我想这么大年纪的人,同龄人都退休好多年了,现在资金又比较困难,不拍也罢。没有想到他斩钉截铁地说:“拍呀!我正在筹划一部反映宫廷里妃子们痛苦生活题材的片子,但还没有准备好。”

谢晋(中)与《芙蓉镇》原著作者古华(右)在摄制现场(1987年4月3日摄)

我说:“记得有一年在政协大院拍过一部电影,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只看见正在拍潘虹洗衣服后晕倒在地的那个镜头。”“潘虹演皇帝的妃子吗?”他问道。“不清楚。”我回答说。他接着问道:“你见过小皇帝溥仪吗?”我回答道:“没见过,溥仪的弟弟溥杰我倒见过一次。我还见过许多战犯。”谢老很惊奇:“你怎么会见到他们?”“他们的供给关系在政协。”“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会计,1984年调到政协一直在经费处工作。不少战犯,像宋希濂、黄维、杜建时、董益三、杨伯涛、李以劻、文强、郑庭笈等,还有赵子立、沈醉我都见过。他们先后都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宋希濂、赵子立、黄维还被推选为常委。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生活上也照顾得很好。他们的生活费、医疗费以及其他需要解决的费用机关都会支付。经济上有特殊困难,只要提出来都会给予帮助。例如溥杰的日本夫人、罗厉戎患病的儿子住院直到病逝,他们的住院费都由机关负担,对他们的照顾是非常周到的。”

谢晋(右三)和副导演武珍年(右一)、编剧李存葆(右二)在《高山下的花环》拍摄现场(1984年12月22日摄)

谢老睁大眼睛,坐直了静静地听着,等我说完,他一拍大腿:“好!多么生动的题材!能让那么多两手曾经沾满人民鲜血、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领着人民的钱,坐在那里认认真真参政议政,这实在是个拍电影的好材料。你应该好好总结一下,写出来。这是多么有意义的题材呀!”他放低了声音神秘地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强大,他们能投降吗?如果不是我们统战工作的伟大,他们能老老实实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吗!人民政协是一个很好的机构,为国家改造多少人哪!”

1962年5月22日,谢晋(右)凭借《红色娘子军》获得最佳电影导演奖。图为郭沫若为谢晋颁奖谢晋在中越边防前线拍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1984年7月17日摄)

谢老的一番话,深深地教育了我。在政协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政协的工作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不由得自己也自豪起来。仿佛觉得眼前的谢老年轻了许多,他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带着几分稚气。但他确是一位长者,他爱憎分明、顽强拼搏又是我们的榜样。我太佩服他了,近80岁的老人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对自己多年的导演工作非常热爱,视电影为生命。他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总是向前看;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时时捕捉祖国前进的脉搏,努力拍好电影,歌颂祖国,教育人民。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责编/于洋 鹤焱(实习)

原刊于《纵横》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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