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网
当前位置:首页»财经

明清商人政治地位的变化:为何始终没有进入统治阶层?

日期:2019-04-14 来源: 评论:

[摘要]明清集市(资料图)新四民观的兴起和传播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评价越来越高。明末清初的商人则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通的观点。明清时期封建商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商人经济...……

明清集市(资料图)

新四民观的兴起和传播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作用的扩大,商人对国家政权影响力增强,商人对自身社会价值的评价越来越高。明末清初的商人则提出了名利相通,义利相通的观点。明清时期封建商品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商人经济地位也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士贵商贱”作为传统观念依然广泛存在。

这种巨大的地位差别,无疑使众多商人心理自卑与失衡。但是,在越来越多的商人们眼里,士商并无对立,更没有阶层地位的差别。士与商都是一种追求生计的职业而已,无非是职业技能要求和方法不同,两者实质上并不存在相互排斥,作为在相同目标下不同的实践,两者甚至还颇有共通之处。

随着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群体的财富增加,经济实力增强,他们要求提升政治影响力的愿望也日渐强烈。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是套在他们身上的思想枷锁,提升商人政治地位的突破口也正在于此。

对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是商人阶层提升其政治地位的重要筹码。在这一点上,排在他们之前的“农”和“工”是不如他们的。关于这一点,连《汉书》都不得不承认:“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①,尽管这是对“农”的地位沦落的慨叹,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商人创造财富的成就。

针对传统的“商居四民之末”的观念,一些商业发达地区的商人不仅不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而且还进一步产生了商重于农的观念,彻底颠覆传统的农本商末。在山多地少土薄人稠的徽州,粮食产量不高,就算是丰年也要倚靠从江楚一带贩来的粮食才能饱食。所以在徽州,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能创造财富,更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在徽州的商民之中,产生商重于农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绅商的出现

商人阶层与士绅阶层的对流:士商相混。伴随着新四民观的兴起和传播,从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到内地的繁华市镇,越来越多的官吏和士人开始兼营工商。一般来说,无官职的士人经商,多出于仕途不顺,借商贾维持生计。《泉州府志》卷五十九曾记载:“黄继宗晋江人,幼慧,习举业。即长,父没家贫,稍治生”;“杨宗叙晋江人,幼警敏。以贫辍儒业”。当然,士绅从商原因很多,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出于经济目的。

事实上,在士绅们纷纷投身商海的同时,商人阶层也在向士绅阶层流动。在传统社会里,当官是读书人的特权,不是儒士一般都不能当官。所以,就算穷困儒生也有令人敬畏之处:谁知道他哪一天登科及第做了官呢?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讲到的范进就是一个典型。更有甚者,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政府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困难,居然开始实行“纳监”制度,就是说,只要向政府缴纳一笔钱粮,就可以进国子监读书,出监之后还可以做官。刚开始,这个政策还有资格限制,即只有秀才可以纳监,到后来,新政策规定:不管什么人,只要能够加倍缴纳钱粮就可以进入国子监,终于使得纳监成为与科举并行的制度。结果巨富之家纷纷掏钱纳监,国子监太学生人数直线上升。随后,这项政策又开了捐银纳官之例。据弘治末年吏部尚书马文升的统计,当时1200名京官中,有八百余人的官衔是用钱买来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拥有钱财的多少渐成评价政治地位高低的首选标准。商人阶层成了令人艳羡,同时又让儒士嫉妒和痛恨的群体。

晚清重商主义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被迫向资本主义工业化体系过渡,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整体重构,正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生产方式的强势冲击,晚清重商主义顺势兴起。早期工商资本家和维新思想家郑观应首倡“商战”。他在《盛世危言》中分析认为:仅仅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都不足以挽救豆剖瓜分的危局,只有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在商海中竞争成长,壮大我国的经济实力,才是治本之策。他还谈到日本的例子。日本效法西方各国,振兴制造和商务,光绪四年至七年,日本外贸赤字22.7万元,而光绪八年至十三年,日本外贸盈余竟然高达5280万元。这种变化正是商战所带来的,它是抵御西方入侵,推动国家崛起不可替代的手段。所以,郑观应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②。晚清的重商主义强调工商并重,典型的论者如薛福成,他曾出使西欧四国,深谙西欧工商兴盛之道,西方先进国家以工商立国,他已经意识到工业生产乃是商业发展的基础,这也初步指明了传统商人的角色转换的方向。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从东南沿海到内地各个商埠,商人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这次不是因为他们保藏钱财,而是因为他们是振兴国家、抵御外辱的社会中坚力量。商人们亦因此开始变得自重自持,逐渐有了某种社会责任感。有商人这样说:“我们经商的人,生在这西历一千九百余年,叫什么二十世纪实业竞争的时代,也真尊贵得很了。……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也没有这种价值。”③

商人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高,使传统的四民秩序遭到进一步的破环,明清之际的新四民观最多也只是倡导“士商农工”,商的地位始终在士之下,就算商人再有钱,在政治上也低士一等。然而此时,商与工的地位有凌驾于士、农之上的趋势。薛福成、郑观应等明确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论断,将商人推上了四民之首的位置,这种论断的冲击力可谓亘古未有:“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显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④他们深刻认识到商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其他阶层,成为四民中最有前途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四民观。

绅商的出现。十九世纪末期,清政府推行新政,毅然将中国传统社会演习数千年之久的“重农抑商”政策变成振兴工商实业的政策,在国家支持和干预下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算是重商主义的重要成果。

清政府在1903年8月正式设立商部,以振兴商务为要义,这一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立在应对西方挑战,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04年《公司律》颁布实施,共131条,详细规定了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方式、经营管理方法、股东权益等,并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为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保障,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同时,政府颁行奖励商人的政策《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可以根据商人集资入股的多少而分别授予顾问、议员等名誉称号或者赏给不同品级的顶戴,这与“纳监”制度完全不同,是对商人阶层的鼓励而非盘剥。种种奖励工商实业的规定,直接促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大为改变,商人阶层的地位大幅提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清之际在江南地区比较突出的“士商相混”逐渐扩大为影响全国的社会潮流。其结果就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个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绅商阶层。这一阶层逐渐取代传统士绅阶层,成为大中城市和许多市镇最有权势的非官阶层,构成了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

绅商阶层突破了明清之际那些具有士商双重身份的少数个体身份,俨然成为了强势阶层。这一阶层兼具士绅与商人的的特征,浑然一体,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处在传统与近代、士绅与商人的交汇点上,成为传统社会力量发展的新成果。绅商阶层的政治参与也渐趋活跃,从1903年的拒俄运动,到1905年的抵制美货,处处可见绅商阶层的积极领导,绅商阶层的组织也在政治参与中得到强化,苏州商务总会就是在抵制美货的运动中催生的。⑤费正清注意到这个阶层拥有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生活和政治倾向,但同时,费正清也明确判定这个阶层“尚未变成一个佼佼的资产阶级”⑥,很明显,费正清认识到了中西商人阶层政治地位变化的不同之处。

商人阶层政治地位的中西比较分析

从新四民观的出现,到绅商阶层的形成,我们看到明清商人的政治地位的上升趋势,这是明清商业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尽管商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但是这种提升遭遇到了“天花板”,没有像西欧的同行们那样顺势成长为政治统治阶层。

究其原因,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有关。直到清政府被推翻,中国都还是一个农业国,个体农业劳动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基础,商业虽然可以更高效地推动市场活跃,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民,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在政治权力层面,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为了维持一种政治平衡,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统治者掌控经济命脉和重要经济资源,也因此对商人的经营范围和政治影响力有着极大的限制。从西汉的盐铁专营之争到张之洞所鼓吹的“商能分利,不能分权”,这种对商人阶层的限制甚至防范,始终没有改变。就连小科布尔在研究国民政府的历史时都不得不承认:“南京政府插手并统治工商业,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新奇”⑦。中国传统政治控制了商人阶层像西欧商人那样对社会经济所起的作用。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也借赞赏日本的商业崛起,表达了对满清政府干预甚至侵扰商人商业活动的不满,他说日本地方官“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有保护而绝侵扰”⑧。

那么,西欧资本主义转型之时商人阶层如何独立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呢?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是带有人身依附和经济依附的社会经济制度,一个庄园就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封建领主是其政治核心,庄园或者采邑是其农业经济的核心。到了中世纪晚期(约十四到十六世纪),人口的急剧增长,有限的土地难以满足需要,无地或者少地的人日渐增多,他们加入了“流浪人”的行列。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因此摆脱了与其封建领主的依附关系,获得了更大的人身自由和经济活动自由,这些人恰恰具有了打破封闭庄园经济,发展扩大更大范围内商品流通的条件和意愿。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商人。⑨

伴随着商业的复兴,商人阶层的兴起,在封建的庄园主和商人阶层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关系:封建的庄园主帮助提升商人的生产和商业规模,商人的成功反过来帮助本地区的强盛和繁荣。商人的居住地后来成为城市,而城市的目标就是摆脱封建勒索,独立进行商业活动。商人们通过出资购买“特许状”,从封建领主那里获得了独立的司法权、城市的自治管理权。由市民组成商业公会负责城市治理。早在十四世纪末,伦敦市长只可由12个大的行会之中选出。⑩城市成为了由“特许状”提供保护的独立区域,越来越多的人从封建领地来到城市,在致富愿望的驱使下加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后备军。与之相对,16~18世纪,中国有上千万农民离开故土,迁往其他地区,但是只有少部分人变更了职业,一项对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70%左右的移民仍是觅地开荒,为人佃作和做农业雇工,并未脱离农业劳动。

由上面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西商人阶层在阶层地位上升过程中的不同境遇。西欧的政治结构是真正的封建制:封土建国,逐级分封。各个封建领主事实上处于割据状态,这种相对薄弱的政治控制给了商人群体活跃的空间和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广阔舞台。而反观中国,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广置郡县之后便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治制度。明清时期恰好是这种政治制度日臻完善和成熟的时期。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拥有经济实力的商人必须寻求与官僚阶层的合作才能获得政治安全,官方的庇护比资本更重要。贾宁在《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一文中作了这样的总结,颇能证明上述观点。他认为当时的山西商人利用为政府办理诸如筹集饷银,各省税收的缴纳汇兑,甚至直接出资垫饷和偿还外债赔款等等,给了政府大力的财政支持,这种日常业务关系使得商人群体成为了政府维持统治的有力支持。山西商人还充分利用与官员的私人往来,构筑私人关系网络。这种私人往来包括节日寿辰的贺礼,重要事务工程的报效等。不仅如此,商人们还颇有远见地出资帮助贫寒家庭的学子参加科举考试,鼓励经理人员用纳捐等合法途径谋取官职,以求他们以后在官场可以倚仗。很明显,山西商人必须在政府有支持者才能保证其事业的存在和发展,他们不得不把大量精力和金钱投入这样的的活动之中,而没有及时和充分地投资于近代工业。

可见,与早期西欧商业活动相比较,中国明清商人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其成就局限在经济层面,他们并没有凭借经济地位的上升而跻身于统治阶级。不仅如此,他们还必须努力维持与统治阶级的合作关系,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利益。1891年,张之洞在信札里透露了当时汉口商人的遭遇:汉口镇的行商每年的买卖总额在数千万两,商业很繁荣,可是政府(包括各级官僚)收缴的税费高达33%至50%,张之洞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商集巨款,利归中饱”,以至于张之洞要求加强稽查,舒缓商人的压力。在这样的境遇下,商人阶层没有实力,也不可能挑战官僚阶层的政治地位。

【注释】

①《前四史·汉书·食货志第四上》,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②⑧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

③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127页。

④郑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

⑤马敏:《官商之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21~327页。

⑥[美]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70页。

⑦[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4~1937)》,蔡静仪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⑨[比利时]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⑩《顾准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

唐文基:《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60页。

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1~383页。

贾宁:“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www.studa.net/china/060209/15435261-2.html。

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5页。

您至少需要输入5个字

相关内容

编辑精选

copyright © 2017 http://www.qcckw.com 风华网 版权所有